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他的人生轨迹，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充满了少年得志、宦海沉浮、权倾朝野与身后寂寥的戏剧性。

神童与科举之路

张居正自幼聪颖过人，天赋异禀。据载，他十二岁便考中秀才，十三岁参加乡试，其才华令湖广巡抚顾璘惊叹不已，称之为“国器”，并主动解下犀带赠予他，寄予厚望。然而，顾璘认为张居正“少年成名，恐其不自重大”，有意让他经历些许挫折，遂在录取时稍作压制。三年后，十六岁的张居正顺利考中举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成功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这一年，他与日后的政治对手高拱同年及第，命运的丝线悄然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翰林院的经历为张居正提供了接触帝国权力核心的机会，也让他得以潜心研究治国之道，为日后的改革事业奠定了学识基础。

初入官场与政治历练

张居正的早期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因看透官场腐败、不愿同流合污而一度称病告归，在家乡隐居讲学数年。这段时间的沉潜，让他对明朝社会的积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磨练了他的心性。

复出后，张居正逐渐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他最重要的机遇来自于成为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隆庆帝）的侍讲侍读。在裕王府邸，他不仅悉心教导未来的皇帝，更与裕王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段经历为他日后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进而掌握大权，铺平了道路。

“非大英雄不能为真小人。” —— 这是后世对张居正复杂性格的一种解读，暗示了他为达目的有时不拘小节，甚至运用权术的一面。

张居正的权力之路，是智慧、耐心与政治博弈交织的复杂过程。他并非一步登天，而是在明朝中后期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审时度势，逐步积累声望与实力，最终成为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

依附与结盟

在嘉靖朝后期，内阁首辅严嵩专权，朝政败坏。张居正虽身在官场，却能洁身自好，不与严党同流合污，保持了相对清正的名声。严嵩倒台后，徐阶成为首辅。徐阶赏识张居正的才干，将其引入内阁，委以重任。张居正成为徐阶的重要助手，参与处理朝政，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

然而，张居正并非仅仅满足于辅佐他人。他深知，要在险恶的官场立足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拥有自己的力量。他一方面与徐阶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并与宫中的宦官建立联系，特别是与后来权势熏天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

与高拱的权力斗争

隆庆皇帝即位后，徐阶因年迈致仕，高拱成为内阁首辅。高拱为人刚愎自用，与张居正素有嫌隙。两人同在内阁，围绕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居正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利用高拱性格上的弱点和政治上的失误，最终成功将其排挤出权力核心。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按照穆宗遗诏，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然而，张居正与冯保联手，迅速发动政变，以“擅权跋扈”的罪名驱逐了高拱。至此，张居正扫清了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正式就任内阁首辅，开启了他长达十年的执政生涯。

张居正的崛起，既得益于他的才华与前任的赏识，也离不开他精准的政治判断和果断的权谋运作。他与冯保的联盟，是明代文官与宦官合作干政的典型案例，为他推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但也埋下了日后被清算的隐患。

张居正执政的十年（1572-1582），正值明朝内忧外患、积弊丛生之际。面对财政枯竭、吏治腐败、边防松弛的严峻局面，张居正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这场改革是明代中后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经济改革运动，旨在挽救危局，重振国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关系，是理解张居正执政时期政治运作乃至其最终命运的关键。张居正不仅是万历的内阁首辅，更是自幼教导他的帝师。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复杂性与张力。

严厉的教导与期望

作为帝师，张居正对年幼的万历皇帝要求极为严格。他亲自编选教材《帝鉴图说》，用历史上贤君明主和昏君暴主的故事，图文并茂地教导万历如何成为一代圣君。他对万历的学业、品行乃至日常起居都加以约束，期望将他培养成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

在张居正的督促下，早年的万历皇帝表现得相当勤勉，对张居正也十分敬畏，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言听计从。可以说，万历初年的政局稳定和改革的顺利推行，与张居正成功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密切相关。他利用皇帝的权威，压制了反对势力，保障了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

权力阴影下的裂痕

然而，随着万历皇帝年龄渐长，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他对张居正的严厉管束和无所不在的权力开始感到不满和压抑。张居正的权势日隆，朝廷大事几乎由他一人决断，甚至皇帝的私生活也受到他的干预。这种“代天行事”的作风，虽然保证了改革的效率，但也深深刺伤了年轻皇帝的自尊心。

尤其是张居正自身生活奢华、任用私人等行为，与他教导万历的节俭、公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年轻皇帝心中埋下了疑虑和不满的种子。再加上朝中反对张居正的势力不断在皇帝耳边进谗言，君臣之间的信任裂痕逐渐扩大。

“朕事无大小，俱请先生处分。” —— 万历皇帝早年对张居正的依赖与授权，既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也反衬出日后反弹的剧烈。

张居正生前，凭借其威望和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联盟，尚能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但他未能妥善处理好权力交接和身后事宜，也未能真正培养起万历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和对改革事业的认同感。这为他死后迅速被清算，改革成果付诸东流，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他专权跋扈的作风、严厉的统治手段以及个人生活的瑕疵，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树敌众多。在他去世后，这些积聚的不满和仇恨如同火山般爆发，导致了一场彻底的政治清算。

权力集中与打击异己

为了推行改革，张居正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手段。他利用考成法整肃官僚队伍，罢黜了大量不称职或反对改革的官员。同时，他大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和门生，形成了所谓的“江陵党”，在朝廷内外安插党羽，排斥异己。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敢于直言进谏的言官，张居正往往予以严厉打压，甚至动用廷杖等酷刑，堵塞了言路，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改革的执行力，但也激化了与官僚集团的矛盾。

“夺情”事件与奢靡生活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当时的礼制，他应丁忧守孝三年。但张居正认为改革正值关键时期，自己一旦离职，新政可能半途而废。于是，在万历皇帝和小集团成员的支持下，他选择了“夺情”，即不离职守孝，继续执掌朝政。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儒家伦理的核心——“孝道”，在士大夫阶层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官员上疏反对，结果都遭到了严厉处置。此事极大地损害了张居正的声誉和道德形象。

此外，张居正位极人臣后，生活也日渐奢靡。他乘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人抬，内部陈设豪华；在家乡修建的府邸也极尽奢华。这些行为与他要求官员廉洁、提倡节俭的改革主张形成巨大反差，成为政敌攻击他的重要口实。

身后清算与家破人亡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他死后不久，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总爆发。反对张居正的势力迅速集结，在万历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对张居正及其家人、党羽展开了残酷的政治清算。

张居正被剥夺了所有官衔和荣誉，家产被抄没。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人也大多流放边疆或饿死狱中，家破人亡，下场极为凄惨。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也大部分被废除。这场清算不仅是对张居正个人的报复，也反映了长期被压制的官僚集团对改革的反弹，以及年轻皇帝对昔日权臣的彻底否定。

张居正的悲剧在于，他试图以威权强行推动改革，却忽视了制度建设和人心的疏导。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刻地烙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个人性格的复杂性之中。

张居正及其改革，对明朝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评价张居正，不能简单地以“忠”或“奸”来标签化，而应将其置于晚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其改革的复杂性、成就的短暂性与失败的必然性。

对明朝的短期“续命”与长期隐患

短期来看，张居正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明王朝，充实了国库，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边防，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局面奠定了基础。没有张居正的十年强力整顿，明朝的国祚可能难以延续那么久。

然而，从长期来看，张居正改革的失败及其引发的后果，也为明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 政治反弹与体制僵化： 张居正死后的残酷清算，使得后来的统治者和官僚集团对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心存疑虑，甚至产生恐惧。万历皇帝在经历了张居正的强权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长期怠政，导致明朝政治进一步腐败和僵化。
• 党争加剧： 张居正的用人唯亲和打击异己，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党争。他死后，围绕为他平反与否的问题，朝廷内部再次分裂，东林党与阉党等的斗争愈演愈烈，内耗严重。
• 改革成果流失： 考成法废弛，一条鞭法执行走样，清丈的田亩再次被隐匿，财政状况重回困窘。张居正辛苦积累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在万历后期被挥霍殆尽，未能转化为持续的国家实力。
• 权力失衡的教训： 张居正以权臣身份主导改革的模式，虽然高效，但也暴露了明朝君主专制体制下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他的悲剧结局，也让后来的改革者望而却步。

对后世的启示

张居正的故事，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思考：

改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但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充满风险与阻力。
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强权手段或许能在短期内推动改革，但缺乏制度保障和广泛共识的改革难以持久，甚至会引发强烈反作用。
个人品德与政治作为：改革者自身的道德瑕疵，往往会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损害改革的正当性。
权力制约的重要性：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无论是君权还是臣权。

张居正，这位毁誉参半的改革家，以其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在明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试图力挽狂澜，却最终身败名裂。他的成功与失败，都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制度的困境与转型的艰难。他留下的，不仅是短暂的“万历中兴”，更是关于权力、改革与人性的永恒思考。